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形成，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但清政府非常猜忌曾国藩等人，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改革。后来的历史证明，在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曾国藩这些人再有能耐，也不可能挽救大清王朝。
说到这里，或许会有人反问我，清朝后来不正是因为分权过多，才导致袁世凯势力膨胀，最终被袁世凯推翻的吗？你怎么还推崇分权呢？这样问的朋友，都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而没有看到实质。
假设清朝一开始就适当分权，督抚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参与政权建设，清代的很多制度性弊端很可能在萌发之初就被改革掉，这样一来，就不大可能发生太平天国起义。没有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实力派就不可能崛起，清代的固有制度也就不可能受到冲击。
假设清朝充分信任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忠心耿耿的老臣，给予他们以改革的全权，那么中国很可能不会在甲午战争以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输得那么惨。不输得那么惨，清朝的威信就不会迅速下降，袁世凯再强，恐怕也难以动摇清朝统治的根基。
所以说，清朝后来的被迫分权，正是前期过于集权所必然导致的结果。清朝末年，不是不想集权，是不可能集权。总而言之，问题出在集权上，而不是出在分权上。
这一问题对于我们今天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央政府应该将一些非关键性的权力下放至各省，充分发挥各省的灵活机动性。对于各省提出的一些重要建议，中央政府应当引起足够重视。当然，权力下放要注意适当原则，分权过度会导致分裂主义抬头，甚至导致国家分裂，很显然也是不可取的。
最后，我们来说说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热议的“公务员应不应该涨工资”的问题。
前面已经说过，清代县一级办公人员，包括胥吏在内，工资都非常低。他们的工资往往不能维持日常生活所需，胥吏尤其是这样。所以，他们不得不贪污。清代吏治的腐败与基层官员的低工资制度有着必然的关系。所以，适当地提高基层官员的工资，是有必要的，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也是这样。
但是，我们也必须防止另一种极端情况的发生。这种情况在北宋表现得最为明显。北宋优待士大夫，官员的工资非常高，政府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严重的财政问题是导致北宋覆亡的重要原因。
所以，公务员工资该不该涨，主要还是看国家的财政承受能力。国家财政能承受，适当地涨一点，对于减少腐败、澄清吏治，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俗话说“一万个人眼中有一万个哈姆雷特”，我相信，我的这本书带给大家的思考远远不止我总结的这五个方面，每个人都可以从这本书中得到不同的收益。希望这本书能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带给更多人以现实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