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三大营的那些烂事，他心里是知道的，崇祯元年的时候，他就命当时的兵部尚书李邦华整顿过，而李邦华也不负重托，占役、虚冒、卖闲、包操等京师三大营的诸多弊端，在李邦华任内几乎杜绝，营内偷奸耍滑，违背军律之辈纷纷治罪，老弱病残也都被裁汰，一时间，京营战力为之一振。
但李邦华此举侵犯到了朝臣勋贵的权益，被朝臣勋贵视为死敌，正好德胜门会战中，京营在城头放炮轰到了自己人头上，言官们抓到借口群起攻击，弹劾奏折雪片般的飞来，将李邦华描述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最后，崇祯只得将李邦华罢免。
李邦华离开之后，京营故态复萌，接任之人视李邦华为前车之鉴，一个个因循守旧，京营便一日一日的糜烂下来。
崇祯并非不想整顿京营，崇祯四年，他抛开文官，派太监唐文征提督京营主持京营之事，但收效甚微--即使是太监也知道，整顿京营是一件得罪人的事情，李邦华罢官免职还是好的，真把那帮世袭罔替的勋贵们惹急了，说不定小命都难保。
崇祯七年，崇祯干脆让司礼监掌印大太监曹化淳提督京营，曹化淳颇有干才，他吸取了李邦华的教训，没有全盘整顿京营，只是将原先的四卫营整训为新的勇卫营，任用手下知兵的太监卢九德和刘元斌为监军，并精心网罗忠诚勇敢之士，明末名将孙应元、黄得功、周遇吉，都是在这个时期加入勇卫营，并且很快就崭露头角。
其后的战事里，勇卫营不负众望，无论抗清还是剿匪，都立下赫赫之功。
只可惜大明朝一直处于双线作战当中，兵力并不多的勇卫营不得不一分为二，此时此刻，孙应元率一部在荆楚追剿罗汝才，黄得功率另一部在四川围追张献忠，而周遇吉被任命为山西总兵，正在山西练军。
在前世的历史中，这三人都是为大明朝鞠躬尽瘁，战死沙场的忠臣勇将。
崇祯一直都想再练出一支勇卫营，只可惜国库空虚，有心无力，崇祯七年之时，他能大把大把的撒银子，网罗忠诚勇敢之士，重赏勇夫，但现在他却拿不出多少银子了。
没有银子，焉有勇将？
整顿京营自然也就不可谈。
如果是某个朝臣在这个时间提出去整顿京营，崇祯一定会毫不犹豫的答应，成就成了，不成随时都可以弃掉。就像李邦华那样。
但自己的儿子，当朝太子，皇朝未来的继承人，他却不能不犹豫，大明朝垂拱而治，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皇帝不止是皇帝，皇帝身后还有宗亲和勋贵，在崇祯看来，皇帝和宗亲勋贵是同枝连气，一荣皆荣，一损皆损的关系，大明朝的江山要想稳固，没有宗亲勋贵的支持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也是为什么崇祯对宗亲勋贵特别信任和宽容的原因。
